韓國N號房事件小記-兼論性/別體制的再製
終於有點時間可以回應這個事情，有點久遠沒碰性別研究的東西了，但畢竟是老本行，應該來談一些東西。
Gayle Rubin很早以前就質疑女性主義對父權體制的不足，必須正視sexuality的分化/階序/壓抑/壓迫問題。而其他學者也提出「父權體制」概念不那麼適合分析當今性別關係。（但我仍贊同作為策略性的應用批判）
之所以提出這點，是因在性暴力事件發生之後，在大眾輿論及制裁上，首當其衝的常常是邊緣的慾望，例如網路上硬蕊的情慾影像。對其撻伐與制裁，往往也不是女性主義樂見，對性壓迫的責難，而是性道德的謾罵。
「展現自我情慾」以及「身體自主不受侵犯」應當在同一陣線，都是性自主權的一環，然而，總有一股力量拆分兩造。一方，以假稱情慾無罪、對抗虛偽道德假面為由，開脫潛藏其中的性暴力問題。另方面，又以預防性暴力，對網路色情言論進行嚴苛管控（尤其 SM 的部分）。
以解構既有性／別體制的視角，省思如何區分性自主與性暴力是重要的，這同時瓦解性道德與父權體制共謀的評判標準。最多人喜歡舉的例子，莫過於婚內性暴力，或是 SM 關係中偽裝暴力的自主慾望。但仍有諸多暴力包裝在「玩玩而已」、「知情同意」、「別過度反應」等說詞下，如何判讀，並非易事。
一旦停下爭取平等的腳步黑夜隨即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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