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台灣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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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五十年前還沒出生，所以要談論台灣電影五十年，這一半以上不是我的親身經歷，多半是後來才知道的，不過老實說我也已經將近十年沒看電影了。我出生在宜蘭，現在有人說是台灣最進步的縣，不過以前算是個落伍貧窮的地方。我記得以前跟我丈人講話，他長我二十多歲，但跟我很可以溝通，因為他經歷過的我也經歷過。這麼說好了，台北跟宜蘭有二十年的落差，所以他二十年前經歷的農村生活，我也經歷了。所以我剛才說雖然我的人生還不到台灣戰後電影的歷史那麼久，但是因為宜蘭的經驗比較慢，所以差不多我也會經歷到。
我最早看的電影其實是默片，就是啞巴電影。那個時候會看默片的原因是天主教在宜蘭的鄉下傳教，天主教的傳教士傍晚會到村子裏播放默片同時當辯士，鄉下小孩子晚上只能捉迷藏、看星星，沒什麼好玩的，有人來放默片時，小孩子都會跑去看，傍晚等他們把布幕搭起來之後就在那裡坐著等了。天色晚了之後開始放映，我們都會看到結束才會回家。
大部分放映的都是關於耶穌出生的經過，耶穌去為人家看病，那個人就痊癒了，幾乎都是天主教、基督教的聖經故事。但是鄉下的大人其實很不喜歡小孩子去看那些東西，因為鄉下信仰幾乎都是民間宗教，怕小孩子去看了電影之後改變信仰。看回家之後大人就會說：不可以去看，信耶穌沒飯吃，信天主活不久。這是我最早的電影經驗，傳教士當辯士都是說台語，因為鄉下的大人都不會說北京（中國）話，我也是在讀國民學校的時候才開始學ㄅㄆㄇㄈ。
讀小學的時候，離我家最近的利澤簡街上有一間「利澤戲院」，這間戲院會播放電影、演布袋戲、歌仔戲、新劇，照月輪流演出。電影有日、夜場，都有播放，但很有趣的是日場電影要結束的十分鐘前，會開放給人免費入場觀賞，好讓人家覺得好看就會去買夜場電影的票。我們稱為「撞大門」，我們幾乎都是趁那十分鐘跑進場看電影，因為不用錢又可以看到結局。比如說國小四點放學，電影結束是四點半，我們就相約走到電影院等四點二十分可以進去看免費的電影。那個時候的片子大都是台語片，少有中國語片。台語片都幾乎是王哥柳哥演的，再來就有古裝片。
我記得有一部叫做「飛行太子」，太子會飛行救人，我連續看了兩場（中間不清場），因為小時候很愛幻想自己可以飛翔。還有我讀小學五六年級，大概是民國五十六、七年的時候，那時候正流行一部由韓國傳來的電影叫做「李潤福的春天」，是中國話配音，我們看到哭得嘻哩嘩啦。是在講一個小學生，家裡很貧困，爸爸很愛喝酒，弟弟妹妹要被賣掉，他只好去賣口香糖維持家計，但是賣口香糖會被警察追捕，我去看了很多次，老師也帶全班去看，一次大概五角還是一元。看到最後整間戲院大家都會哭的一蹋糊塗。所以我說現在哈韓不稀罕，因為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流行過了。
台語片裡，記得很清楚的是「金色夜叉」，這可能是跟我後來讀日文系有關，我看的是石峯和鳳飛飛演的那部，電影的故事情節是由日本作家尾崎紅葉的小說作品改編，可說是「金色夜叉」台灣版。我讀國中的時候，流行過黃梅調、梁祝故事的電影，民國六十一、二年我讀宜蘭高中的時候，瓊瑤小說改編的電影大行其道，演員有甄珍、林青霞、林鳳嬌，秦祥林、鄧光榮，秦漢等所謂的俊男美女戀愛片。像是「幾度夕陽紅」「窗外」「煙雨濛濛」等，我高中的時候也曾為了要看其中的一部而拼命存錢。
高中時沒什麼錢可以看電影，但是有趣的是，當時因為是戒嚴時期規定，報紙只有三大張十二版，但是三大張裡有兩版左右是電影廣告。還記得高中時有一次台北首輪正在上映「大法師」，同學中一個超愛看電影的人，星期天專程到台北看這個片子，回程時卻剛好遇上颱風，鐵路中斷，半路上走路加汽車接駁，成為笑譚。在宜蘭鄉下，洋片似乎比較沒有生意，因為鄉下人聽不懂英語，只會說台語，雖有中文字幕，不識字也沒用。
大學的時候，電影也看得不多，我讀東吳大學，那時候士林的電影院流行一票看兩片，有時一部國片一部洋片，大多是兩部洋片，我分不清西洋人的臉，常會問坐在身邊的同學：這個人剛剛不是死了嗎？怎麼還在這裡？洋片中，像是亞蘭德倫，查理士布朗遜是我最記得的影星，以前班上很帥的人我們都會叫他亞蘭德倫，年紀稍大而有個性的我們就會叫他老查。
記得大概是大三的時候，大概是民國六十六、七年間，台灣舉辦亞太影展，所以只好允許四片日本電影來台灣參展，當時，台語片和日片都已被禁很多年了，同學讀日文系卻沒無法看到日語片，所以很多人都把握這次機會，半夜就去排隊買票。我沒錢去看，但記得「二〇三高地」「歸鄉」兩部的片名，很久之後有機會再看到。
「二〇三高地」是演日俄戰爭，乃木希典將軍及他兩個戦死的兒子的故事；「歸鄉」則是演戰爭期間被賣去南洋做慰安婦，後來都死在南洋的婦女的故事。（當兵時在台南也偶爾去看電影，印象深刻的是由黃春明小說作品改編、三位導演合作的「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帽子」「蘋果的滋味」還有稍後的「看海的日子」，那是突破影片台語使用比率限制的代表作，洋片則記得有「法櫃奇兵」「鬼哭神豪」，從那部影片才知道：西洋人也迷信怪力亂神。）
留學的時候，日本電視節目很多，只到電影院看過一片「末代皇帝」，是溥儀的故事。是用英文配音，日文字幕，讓我印象很深刻。（那時候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得到威尼斯影展首獎，在日本風靡一陣子，我不知在忙什麼而沒去看。）
回國後，日本的電影已可在台灣上映，電視上曾連續兩天播出「南總里見八犬傳」，是江戶時代曲亭馬琴的小說改編的，男主角是真田広之，女主角是藥師丸博子。 後來到日文系任教，看過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孃 （伊豆の踊り子） 」「雪國」，堀辰雄的「 風立ちぬ」等。
老實說起來我是個活在沒音樂沒電影的世界的人，我看電影的經驗很不豐富，但是現在這樣回想起來，當時的印象都還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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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電影重新出土的意義
現在是二零零六年，而台灣社會對台語電影的重新了解，大約是一九九零年代中期開始的，事實上，台語電影的黃金時代是一九五零年代中期到六零年代中期，這段時間產生的台語電影據統計大約有一千齣左右，但是之後，台語電影在台灣電影史上就不見了，突然消失了一般，直到九零年代，彷彿重新挖掘出土似的，整個社會才開始重新看待、重新討論，或者在學術上進行正式的研究。我認為，這個現象所傳達出來的意義，可以從幾點去思考：
首先，它顯示出，台灣社會面對過往的歷史，往往因為不同時代的政治環境，而對歷史有不同的了解，對台灣文化有不同的重視，這也是為什麼台語電影在一九八零年代消失之後，過了將近二十年才重新出現，很重要的一個理由。可以說，台灣文化、或者說臺灣的主體性，要到九零年代之後，在台灣社會才真正變成主流，為大家所接受的，然後在這樣的背景裡，重新看待台語電影，重新重視台語電影，事實上，任何一個文化現象，包括台語電影在內，之所以被重視、或在學術上被論述，都跟我們當下所在的時間點，有著密切的關係。
台語電影在語言上的意義
我認為，我們今天重新看台語電影，有一個語言上的意義可以探討。台語電影，這個名詞很清楚的表現出它和其他電影在語言上的分界。台語，在一般約定俗成的意涵中，指的是台灣河洛人或者說閩南人的語言，這個語言，就台灣族群來看，是四大族群裡面最大一個族群所使用的語言，對任何一個社會來說，用最大族群的語言來做主流電影的語言，本來是很正常的事情，那麼，特別強調台語電影這個名詞，顯然是從另一種語言，北京話，也就是我們今日所說的國語的角度去看待，指稱另外一種語言拍出來的電影。
如同剛剛所說，在台灣，用台語來拍電影，是一件非常自然、正常的事情，但是最後為什麼會消失呢？當然，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國民黨政府的語言政策，大約一九六零年代之後，國民黨政權歷經韓戰等事件後逐漸穩定下來，它在語言上的政策也就嚴格起來，開始推行國語運動，尤其一九六零年，凌波演出的＜梁祝＞在金馬獎得獎之後，電影的語言，因為政策的關係，轉而使用國語，同時在社會上，台語開始被貼上標籤，譬如說：粗俗的、沒有文化的等等，這是台語電影急轉直下、走下坡的最主要原因。反過來看，到了一九九零年代，我們重新重視台語電影，這就很耐人尋味啦，這個時候，台灣文化乃至國家認同的主體性出來之後，也造成語言典範的轉移，這是台灣社會重新重視台語電影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台語電影的庶民性
再來，我認為，台語電影在本質上是民間性的，就是一般所講的庶民性，可以說，那個時代的人拍電影，基本上，並不是把電影當作一種嚴肅的藝術，從一開始＜薛平貴與王寶釧＞的歌仔戲題材，到以流行台語歌謠當作電影主軸甚至片名，都顯露了很強的民間性，可以說，台語電影就是那個時代台灣的 HOLLYWOOD，是那個時代一般民眾的生活娛樂，比較接近過去傳統的戲曲，跟日常生活比較親密。
六零年代之後，台語電影隨著國語政策的推行慢慢沒落，跟著出現的是所謂的健康寫實電影。雖然說，既然寫實，就不一定健康，如果保證健康，就不一定寫實，但是六零年代就是出現這種電影，例如＜養鴨人家＞＜蚵女＞之類的作品，有趣的是，它用台灣的環境，台灣的農村、海邊或是溪邊，養鴨子、養蚵，但是裡面所有出現的人物，都是一口流利標準的北京話，從語言的角度看來，尤其是強調寫實，真的非常奇怪。
七零年代，台灣外交處境越來越困難，從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到一九七九年和美國斷交，整個七零年代，台灣電影走到民族主義的階段，這種電影裡面都有一些假想敵，不是日本鬼子，就是萬惡共匪，不是抗日片，就是剿匪片，這些影片，可以說是當時台灣國格在國際社會邊緣化甚至流失的過程裏的一種自我滿足。我曾在電影課程中放映某些片段給學生看，例如＜八百壯士＞（四行倉庫）裡楊惠敏游水後把國旗舉起來的那一幕，學生看了哈哈大笑，但是回想那個時候，我是一個中學生，看的時候卻是淚流不止，感同身受。這個潮流，大約到了八零年代，慢慢的又過去了。
一九八二年，＜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這兩個集錦式的作品出現後，台灣新電影運動崛起了，它有兩個觀察上的重點：其一，把電影當成藝術來看待；其二，基本風格是寫實主義的。尤其是寫實主義，例如黃春明原著、萬仁導演的＜蘋果的滋味＞，其中有美國人，有台灣警察、台灣勞工跟台灣小孩，所以在影片中，可以聽見英語、台語跟國語，正因為寫實主義的態度，所以忠實呈現這個時間點上，由於種種歷史因素，台灣社會中英語、國語、台語混雜的現象。
可以說，到了八零時代，台語才在台灣電影裡重新回到它應有的位置上，從六零年代開始，無論健康寫實，或是民族主義抗日剿匪，那種電影裡只有國語的時代也過去了。因此，當我們拉長觀察時間，把六零年代與八零年代做一個對照，可以看見語言，尤其是台語在台灣電影裡面的意義。
一扇門、一條路：走進經典老片的世界
說起台語電影，似乎是非常久遠的事了，從一九五六年＜薛平貴與王寶釧＞至今，五十年已經過去了，我常常在想，有沒有一扇門、一條路，能讓我們再回到那個電影的時代？其實，不要說台語電影，一九八零年代新電影運動的作品，像＜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到今天也有二十年多年了。現在的大學生，大概都是解嚴前後出生的，我常在課堂上跟他們說，你們從出世、眼睛睜開、上幼稚園、懂事，台灣社會就已經沒大沒小了，戒嚴時期電視台十點唱國歌結束的事，對他們來說，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我常在想，五零、六零年代的台語電影，以及後來如同傳說般的＜梅花＞、＜大摩天嶺＞，有沒有機會，有一個空間，讓現代的年輕人走進去看？
例如說，在台北西門町、或者 101 大樓，在台中或者某個大學，如東海大學、靜宜大學裡，或者在台南的國家文學館，我們可以用國家的資源，創造一些小眾的空間，放映五零年代、六零年代以來，已經沒有商業效益的經典老片。在這個空間裡，它的票價不是那麼的貴，但是可以給這些後生晚輩，有個很具體的地方，可以走入台灣的歷史，走入台灣過去的電影，看見台灣歷史的深度、文化的深度。事實上，怎麼看歷史，就是怎麼看現在；怎麼看過去，就是怎麼看未來；所謂的文化，就是我們頭腦裡、靈魂裡到底還有甚麼東西。
如果這樣一個地方預備好了，某一天，年輕人動了念頭，相約去老電影院看一齣＜王哥柳哥遊台灣＞，當電影院中所有的光線消失，放映的光束投射在螢幕上時，不但影像重新出現，一個時代也會重新回來，這種時代的、歷史的、跟文化連結在一起的認同感，也會被呼喚出來。我知道許多人有這種希望，我自己也是這麼想，希望在現今的社會中，有一個這樣的地方，能重新再回去我們的台語電影，回去我們的八零年代台灣新電影……
懷舊與重新認識
台語電影，除了是一種電影藝術，用比較學術性的說法，也是社會學很好的研究領域，如果我們要對台灣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