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相關資料均轉載自： http://www.ctfa.org.tw/taiwan50
台語電影重新出土的意義
現在是二零零六年，而台灣社會對台語電影的重新了解，大約是一九九零年代中期開始的，事實上，台語電影的黃金時代是一九五零年代中期到六零年代中期，這段時間產生的台語電影據統計大約有一千齣左右，但是之後，台語電影在台灣電影史上就不見了，突然消失了一般，直到九零年代，彷彿重新挖掘出土似的，整個社會才開始重新看待、重新討論，或者在學術上進行正式的研究。我認為，這個現象所傳達出來的意義，可以從幾點去思考：
首先，它顯示出，台灣社會面對過往的歷史，往往因為不同時代的政治環境，而對歷史有不同的了解，對台灣文化有不同的重視，這也是為什麼台語電影在一九八零年代消失之後，過了將近二十年才重新出現，很重要的一個理由。可以說，台灣文化、或者說臺灣的主體性，要到九零年代之後，在台灣社會才真正變成主流，為大家所接受的，然後在這樣的背景裡，重新看待台語電影，重新重視台語電影，事實上，任何一個文化現象，包括台語電影在內，之所以被重視、或在學術上被論述，都跟我們當下所在的時間點，有著密切的關係。
台語電影在語言上的意義
我認為，我們今天重新看台語電影，有一個語言上的意義可以探討。台語電影，這個名詞很清楚的表現出它和其他電影在語言上的分界。台語，在一般約定俗成的意涵中，指的是台灣河洛人或者說閩南人的語言，這個語言，就台灣族群來看，是四大族群裡面最大一個族群所使用的語言，對任何一個社會來說，用最大族群的語言來做主流電影的語言，本來是很正常的事情，那麼，特別強調台語電影這個名詞，顯然是從另一種語言，北京話，也就是我們今日所說的國語的角度去看待，指稱另外一種語言拍出來的電影。
如同剛剛所說，在台灣，用台語來拍電影，是一件非常自然、正常的事情，但是最後為什麼會消失呢？當然，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國民黨政府的語言政策，大約一九六零年代之後，國民黨政權歷經韓戰等事件後逐漸穩定下來，它在語言上的政策也就嚴格起來，開始推行國語運動，尤其一九六零年，凌波演出的＜梁祝＞在金馬獎得獎之後，電影的語言，因為政策的關係，轉而使用國語，同時在社會上，台語開始被貼上標籤，譬如說：粗俗的、沒有文化的等等，這是台語電影急轉直下、走下坡的最主要原因。反過來看，到了一九九零年代，我們重新重視台語電影，這就很耐人尋味啦，這個時候，台灣文化乃至國家認同的主體性出來之後，也造成語言典範的轉移，這是台灣社會重新重視台語電影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台語電影的庶民性
再來，我認為，台語電影在本質上是民間性的，就是一般所講的庶民性，可以說，那個時代的人拍電影，基本上，並不是把電影當作一種嚴肅的藝術，從一開始＜薛平貴與王寶釧＞的歌仔戲題材，到以流行台語歌謠當作電影主軸甚至片名，都顯露了很強的民間性，可以說，台語電影就是那個時代台灣的 HOLLYWOOD，是那個時代一般民眾的生活娛樂，比較接近過去傳統的戲曲，跟日常生活比較親密。
六零年代之後，台語電影隨著國語政策的推行慢慢沒落，跟著出現的是所謂的健康寫實電影。雖然說，既然寫實，就不一定健康，如果保證健康，就不一定寫實，但是六零年代就是出現這種電影，例如＜養鴨人家＞＜蚵女＞之類的作品，有趣的是，它用台灣的環境，台灣的農村、海邊或是溪邊，養鴨子、養蚵，但是裡面所有出現的人物，都是一口流利標準的北京話，從語言的角度看來，尤其是強調寫實，真的非常奇怪。
七零年代，台灣外交處境越來越困難，從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到一九七九年和美國斷交，整個七零年代，台灣電影走到民族主義的階段，這種電影裡面都有一些假想敵，不是日本鬼子，就是萬惡共匪，不是抗日片，就是剿匪片，這些影片，可以說是當時台灣國格在國際社會邊緣化甚至流失的過程裏的一種自我滿足。我曾在電影課程中放映某些片段給學生看，例如＜八百壯士＞（四行倉庫）裡楊惠敏游水後把國旗舉起來的那一幕，學生看了哈哈大笑，但是回想那個時候，我是一個中學生，看的時候卻是淚流不止，感同身受。這個潮流，大約到了八零年代，慢慢的又過去了。
一九八二年，＜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這兩個集錦式的作品出現後，台灣新電影運動崛起了，它有兩個觀察上的重點：其一，把電影當成藝術來看待；其二，基本風格是寫實主義的。尤其是寫實主義，例如黃春明原著、萬仁導演的＜蘋果的滋味＞，其中有美國人，有台灣警察、台灣勞工跟台灣小孩，所以在影片中，可以聽見英語、台語跟國語，正因為寫實主義的態度，所以忠實呈現這個時間點上，由於種種歷史因素，台灣社會中英語、國語、台語混雜的現象。
可以說，到了八零時代，台語才在台灣電影裡重新回到它應有的位置上，從六零年代開始，無論健康寫實，或是民族主義抗日剿匪，那種電影裡只有國語的時代也過去了。因此，當我們拉長觀察時間，把六零年代與八零年代做一個對照，可以看見語言，尤其是台語在台灣電影裡面的意義。
一扇門、一條路：走進經典老片的世界
說起台語電影，似乎是非常久遠的事了，從一九五六年＜薛平貴與王寶釧＞至今，五十年已經過去了，我常常在想，有沒有一扇門、一條路，能讓我們再回到那個電影的時代？其實，不要說台語電影，一九八零年代新電影運動的作品，像＜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到今天也有二十年多年了。現在的大學生，大概都是解嚴前後出生的，我常在課堂上跟他們說，你們從出世、眼睛睜開、上幼稚園、懂事，台灣社會就已經沒大沒小了，戒嚴時期電視台十點唱國歌結束的事，對他們來說，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我常在想，五零、六零年代的台語電影，以及後來如同傳說般的＜梅花＞、＜大摩天嶺＞，有沒有機會，有一個空間，讓現代的年輕人走進去看？
例如說，在台北西門町、或者 101 大樓，在台中或者某個大學，如東海大學、靜宜大學裡，或者在台南的國家文學館，我們可以用國家的資源，創造一些小眾的空間，放映五零年代、六零年代以來，已經沒有商業效益的經典老片。在這個空間裡，它的票價不是那麼的貴，但是可以給這些後生晚輩，有個很具體的地方，可以走入台灣的歷史，走入台灣過去的電影，看見台灣歷史的深度、文化的深度。事實上，怎麼看歷史，就是怎麼看現在；怎麼看過去，就是怎麼看未來；所謂的文化，就是我們頭腦裡、靈魂裡到底還有甚麼東西。
如果這樣一個地方預備好了，某一天，年輕人動了念頭，相約去老電影院看一齣＜王哥柳哥遊台灣＞，當電影院中所有的光線消失，放映的光束投射在螢幕上時，不但影像重新出現，一個時代也會重新回來，這種時代的、歷史的、跟文化連結在一起的認同感，也會被呼喚出來。我知道許多人有這種希望，我自己也是這麼想，希望在現今的社會中，有一個這樣的地方，能重新再回去我們的台語電影，回去我們的八零年代台灣新電影……
懷舊與重新認識
台語電影，除了是一種電影藝術，用比較學術性的說法，也是社會學很好的研究領域，如果我們要對台灣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