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聯合聲明發表不久後，正旅居香港
如前所述，我受到前輩的推薦，獲得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聘為專門調查員，從1985年1月開始到隔年3月在香港任職。由於小兒子才1歲，所以連同家人前往香港，但回國之後，對於那段時間卻毫無記憶。幾年後，在用餐時談到香港的愉快回憶時，只有自己哭喪著臉說「我都不記得了」。這實在太可憐了，為了和大家共享香港記憶，因而前往香港進行4天3夜的觀光旅遊。那段歡樂回憶時常浮現心頭。
在香港任職期間，曾二度前往臺灣出差。翻開陳舊的護照，第1次的時間是從5月20日到27日，而第2次是從11月12日到19日。前者是為了採訪江南事件（後將詳述），該事件從前年秋天開始已經成為當時臺灣政局和臺美關係的焦點；而後者的目的則是為了採訪臺灣的地方選舉（當年11月16日舉行投票）。
這次開始想要分3次書寫任職香港期間關於臺灣研究的回憶，也會簡短觸及香港的種種。前往香港赴任之際，前年12月19日中英對於香港地位的協商剛成形，正是共同發表聯合聲明過後不久。聲明的主要內容為包含香港島、九龍、新界將在1997年7月1日共同回歸中國，中國承認香港的「高度自治」，採「一國兩制」，承諾50年不變，直到2047年。當時我便是來到了剛進入回歸中國過渡期的香港。
由於進入過渡期，遙望著香港即將回歸中國，英國當局積極地拓展香港居民的政治參與，設置區議會及推動普選，因應如此情勢，香港也開始出現幾個民間團體。雖然當時我並無著手進行香港研究的打算，但受到同時期臺灣的「草根民主」之動向所吸引，因此也曾會見那些團體的相關人士進行採訪。
旅居香港大約1年3個月的時間，結束後回到日本，剛好因為在香港待了一段時間，便獲邀在大學前輩的午餐聚會上，簡單地分享自己的香港經驗。其實幾乎已經記不得當時到底說了什麼具體內容，不過唯一記得的是，我的一個論點在席上受到「斥責」。當時我提到，從中國的態度來看，香港民主化的展望不明朗，最後認為所謂的香港回歸，不過是殖民統治者由倫敦換成北京罷了。我受到的「斥責」便是因此而來。
「斥責」所持的論點說到底非常理所當然。所謂的①「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由於中國本身經濟發展需仰賴香港發揮的機能，因此可以信任；②香港人追求經濟發展，並不關心政治，因此民主化云云只是英國即將被逐出香港所做的表面功夫。這些都是當時相關專家之間的主流見解。中國共產黨不願香港的政治民主化，從這個理所當然的事實來看，我說「只不過是統治者換人罷了」或許有些太過。但從那之後經過30多年，無論是①或②都已經完全改變。看起來堅定不移的事物瞬時徹底改變。現在香港雖然有人極度渴望追求自由和民主，但共產黨不願民主化這個「理所當然的事實」已成為一道銅牆鐵壁，阻擋在他們面前，就如同美中「新冷戰」已確實展開一般。
但回顧過往，當時香港尚未進入事物大幅轉變的時代，反而是臺灣正逢時代巨變。我便在這個距離臺灣飛航時間1個小時、進入過渡時期的英國殖民地，觀察臺灣的種種變化。無論臺灣還是30多年後的香港，變化的關鍵都在於「民主」。
學會「臺灣新聞的閱讀法」
為了「進入臺灣政治的狀況」，有「3個要點」，其中的「與人會面」和「現場觀察選舉」這兩點，直至1983年底總算得以實踐，剩下的就是「閱讀並讀懂關於臺灣政治的新聞」。對於「閱讀新聞」時，例如為何此人言行會登上新聞版面？每天的新聞報導不一定會記載相關脈絡，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必須理解為何那個人的名字和相關人士的名字會出現在報導之中。
現在理所當然地可以透過網路閱讀全世界的新聞報導，或許讓人無法置信，我當時雖然已經開始發表例如觀察記事和研究筆記之類的文章，但沒有經常閱讀臺灣當地的報紙，最大的理由是在東京購買臺灣報紙所費不貲。我平時悉心閱讀各類雜誌，當有機會造訪臺灣時，便死命地廣泛閱讀各大報章雜誌。
不過當我來到香港總領事館時，發現無論是英文報紙還是華文報紙，領事館訂購了各種當地報紙和《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立晚報》三大報，我記得應該也有《臺灣時報》，因此可以自由地剪報搜集資料。臺灣報紙都是下午送到，當然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Washington Post等英文報紙和Time，Newsweek，以及香港當地的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週刊也都可以自由閱覽。
而前往香港赴任之際，這些新聞報章雜誌正大量刊登江南事件的相關報導。當時專門研究員的工作可以說是在辦公室研讀這些新聞雜誌。對我而言，江南事件即為實踐「閱讀新聞」最好的自我訓練題材。如同前述，大量閱讀新聞並與香港人和臺灣人會面談話，此外，也在午餐時傾聽領事館內中國通的談話，受益於其深厚的研究底蘊。
江南事件
江南是人名，是美籍華人Henry Liu（中文名為劉宜良，生於中國江蘇省，事件發生時52歲）所使用的一個筆名。1984年10月15日，他在位於舊金山郊外的自家受到3發槍擊，遭暗殺身亡。他從前一年開始以江南的筆名在美國華文報紙上連載〈蔣經國傳〉，遭殺害前一個月才剛出版單行本。當時立刻傳出這是牽涉到該書出版的政治暗殺事件。雖然已記不得確切日期，但我也在相當早的時間點就拿到這本書閱讀，並不認為書中內容會引來殺身之禍。閱讀事件發生後的相關資訊得知，暗殺劉宜良的原因與其說是因為《蔣經國傳》，更大的原因在於要阻止他接著要撰寫的《吳國禎傳》。吳國禎（1903～1984年）是國民黨敗逃臺灣初期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的親美派政治人物，也是蔣經國的政敵，似乎遭掌控政治警察的蔣經國壓迫而被迫出國，約在1950年代中期流亡美國。劉宜良與吳國禎曾有交集。吳國禎晚年接近中國共產黨政權，長久以來都未曾公開談論對蔣經國不利之事，但臺灣情報系統懷疑他即將透過劉宜良公諸於世。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即刻展開調查，不久便公布事件為來自臺灣的陳啟禮等3名臺灣「黑社會」（地痞流氓組織）的「竹聯幫」幹部所為，其中2名嫌犯回到臺灣，遭政府以「掃黑」（取締流氓的一清專案）之名逮捕，而當年12月5日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則刊載了蔣經國次子蔣孝武（1945-1991年）涉嫌在該事件背後教唆指使的報導。陳啟禮擔心完成任務後自己遭人暗中滅口，因此曾在美國同幫人處留下說明犯案經過的自白錄音帶，FBI在1985年的新年後不久便拿到該錄音帶，而幾乎在同一時間，蔣經國下令逮捕指示進行暗殺行動的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等3 名幹部，並送交軍事法庭審判。
我前往香港赴任的時間點，剛好是美國聯邦調查局、臺北的國民黨當局以及亟欲自保的竹聯幫之間的三方拉扯，因相關人士的逮捕而邁向決定性時刻之際。其後，國民黨當局提供香港雜誌《九十年代》劉宜良撰寫的情報通信「江南七函」，暗示劉宜良是提供臺灣、中國以及美國FBI情報的三面間諜，以反擊輿論壓力。另一方面，美國議會決議在1982年武器輸出法修正條例（賦予美國總統權限停止輸出武器至以相同模式迫害美國公民的國家）之中，針對臺灣的適用資格召開公聽會，國民黨當局最後意識到美國和輿論的壓力，完全公開汪希苓等人的軍事審判，將下令暗殺定為個人行為判刑，讓事件盡快落幕。美國議會雖然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中召開公聽會，卻未能作出最終決議適用前述的修正案條例。江南事件便在如此狀況之下，於1985年4月間逐漸沉寂下來。
我的「取材」活動
旅居香港期間，我曾斷斷續續地書寫日記。最近整理書庫時才重新發現，之前完全忘了這些日記的存在。翻開日記，可以看到仔細地記載了江南事件的相關消息，這樣的行動大概也算是某種「取材」吧。藉著這些日記，試著寫下當時「取材」活動的片斷。
1985年2月初，在總領事館的同事介紹之下，我與名為吳鴻裕的人透過電話長談。吳先生出身臺灣，擁有複雜的經歷。在總領事館內屬於「菁英仕途」的人員，有時會以「研究會」名義共進午餐，同時邀請他前來教授解說各種相關事物。為了讓我也加入與會，因此打電話向吳先生打個招呼。出生於日本統治時期的吳先生說著一口標準漂亮的日語。在我們的電話長談之中，似乎也談到了江南事件，日記裡記下了吳先生的話：「（這個事件）或許會斷了（國民黨）政權的命脈」。事件的確如此發展，但是如何演變？抑或者並未發生？我想在下回的連載中思考這些問題。
當年2月下旬，我終於見到了一直以來心心念念著如果來到香港務必見面的《九十年代》總編李怡（1936－）。在我的記憶裡，那次會面是當時共同通信特派員坂井臣之助與李怡先生聚餐，是讓我也前來一會。當時《九十年代》2月號剛刊登了前述劉宜良所寫的「江南七函」。日記裡記載了李先生提到，與劉宜良相識30多年的朋友談到「若蘇聯前來接觸，劉宜良也會出賣情報，他會遭到暗殺，完全不覺得有任何不可思議之處」。日記裡也寫著，劉宜良的「情報通報書翰」發表後，總領事館的資深調查員也回應「在美國從事情報活動的人，會被美國的相關機構盯上，中國也跟著盯上，因此，大有可能成為三面情報間諜」。通曉內情的專家所見略同。
如後所述，當我前往臺灣訪問費希平（1917-2003年）先生時，他也說「劉宜良是情報販子，《蔣經國傳》也是為錢所作」。劉宜良有意地書寫與國民黨有關的敏感人士與事件，並非基於某種立場的批判言論，而是一種敲詐勒索或要脅手段，這成為了「江南」此人在我心中的既定形象。旅居香港期間，時常幫助我理解中國的資深中國通外交官認為劉宜良這個人物「並非正人君子」，而是「流氓無賴」，完全不屑一顧。但當時他認為，如此「流氓無賴」的事件會鬧出巨大風波，其背景在於國民黨與共產黨正在爭奪美國華人社會中的影響力。現在已經超過「追訴時效」了，所以順帶一提，前述的費希平絕不會明言，但從他曾說過的「他還是太年輕了啊」這句話可以看出，他並不懷疑蔣孝武曾涉入江南案這件事，讓我印象深刻，猶記至今。
我與王崧興老師和康寧祥先生再次相會
3月下旬與王崧興老師再次相聚。我初次訪臺時，曾受王老師的諸多照顧，當時他無意間透漏出「蔣介石真是逃到了一個好地方」這樣的內心話，讓人難以忘懷。在我初次訪臺之後，王老師從臺灣的中央研究院轉至日本的千葉大學任職，此時為了參加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兩岸三地」（中國、臺灣、香港）社會學者與人類學者關於中國家族研究的相關會議，而來到了香港。該會議令人矚目的焦點在於，文革結束後復出的中國社會學會的代表學者費孝通（1910－2005年）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與會。我也恭逢其盛參與旁聽。費孝通以一種中國達官貴人般的語氣演講，實在和我閱讀他著作時的印象大不相同，令我相當失望，但會議後透過吳老師的介紹，結識了臺灣的社會學者蕭新煌先生（1948－）與文化人類學者陳其南先生（1947－），對我往後的臺灣研究人生大有助益。
同月底也再次會見了康寧祥先生。在之前的專欄裡也曾經寫過，康寧祥先生在1983年的選舉中落選後前往美國進修，回國途經東京來到了香港。由於自美國歸來，關於江南事件中美國政府和華人社會的談話讓人倍感新鮮。康先生的判斷是，美國政府批評國民黨的做法「stupid」（譯註：愚蠢），感到極為不悅，但若過於強烈打擊國民黨，將衝擊美中關係而失去平衡，因此陷入兩難。而康先生對於華人社會的看法，隨著事件情勢演變，具體地向我說明不同的政治傾向出現的不同反應。事件發生後不久，幾乎所有的華人團體都顯示出抗議的態度，但相關人士遭到逮捕後，局勢演變為對國民黨不利，因此親國民黨的團體就放手不管，而當劉宜良的「江南七函」公開後，中間派也抽身而去，持續關注參與的僅剩親近北京的相關團體。另一方面，臺灣人成立的組織團體，特別是FAPA（臺灣人公共事務會）等團體認為這有助於推動民主化，為了讓前述的國會公聽會──討論武器援助法1982年修正條例是否適用於臺灣──可以順利舉行，因而展開了一連串的遊說活動。
訪臺取材
5月20日到27日之間，我前往臺灣取材。由於總領事館規定每年只能出差1次，所以那次確實應該是請假自費前往。
根據我的日記，抵達臺北當天就立刻與謝明達先生見面。他對於江南事件的談話重點在於，汪希苓等3人在4月已於軍事法庭進行公開審判，該事件在臺灣的政治層面上已經終結落幕了。他認為，在臺灣外部所談論的事件內容，也已經全部在臺灣公開討論，因此在臺灣內部，國民黨政權並未受到如同在海外一般的沉重打擊。
之後在康寧祥先生的介紹與斡旋下，前往位於臺北市郊外的大湖山莊，拜訪前述的費希平先生。費先生是外省人，也是第一屆立法委員，也就是所謂的「萬年委員」，但身為「黨外」勢力的一員，當時可說是舉足輕重的人物。所謂「大湖山莊」，就是政府為了「萬年委員」所興建的住宅社區。在費先生的談話裡，對於涉入江南事件的人物評價具有參考性。先前已提到蔣孝武，而汪希苓雖身居情報機構的要職，卻毫無知識教養，功名利祿薰心，唯主人之命是從，就是他唯一的中心思想。從費先生口中聽到這樣的感觸，對當時的我來說，是相當珍貴的經驗。
此外，在臺北也會見了在背後支持文藝雜誌《臺灣文藝》的陳永興醫師（1950-，之後擔任「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會長）和作家陳映真先生（1937-2016年）。陳映真先生曾以政治犯的身份遭逮捕入獄服刑，當邊境管制解除後，他出國途經東京之際，我陪同戴國煇老師參加晚宴時結識了陳先生。由於日記內容記述並不完全，無法還原當晚席上談了些什麼話題，非常可惜。
以筆名撰寫江南事件
江南事件雖然發生在美國，不過是我來到香港之後才遭遇到的事件。當時大學的前輩近藤大博先生任職於雜誌《中央公論》的編輯部，4月時常打電話到香港，詢問我是否能撰寫江南案的相關文章。初生之犢不畏虎，當然答應了這個請託。我想恐怕訪臺取材的行動，也是因為接下這個請託才起心動念而成。從臺灣回到香港後，著手撰寫文章，使用在1983年選舉走看聽時同樣的筆名「磯野新」，發表在1985年8月號的《中央公論》。近藤先生所用的標題是「三面間諜（？）不可思議的江南暗殺事件」，標題也加上了「長篇實錄」等字。如同字面所示，那是一篇400字稿紙足足寫了100頁的長篇邀稿。近藤先生不久便升任該雜誌主編而十分活躍，對於我能在日本的論壇中書寫關於進入轉換期的臺灣政治，亦是一大助力。而決定使用筆名的原因，主要是考慮到自己當時在總領事館任職的立場之故。經常有人詢問近藤先生此人是誰，但他沒有披露。總領事館的人當然知道此事，但也只隱約讓我知道總領事館知情，並未多置一詞。而這個筆名來自於當時我定居的相模原市的地名「新磯野」，只是將地名倒過來罷了。
標題圖片：磯野新「三面間諜（？）不可思議的江南暗殺事件」（《中央公論》1985年8月號）（筆者提供）
原文出處 Nipp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