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3日，湖北官場大換將，由政法部門出身的原上海市長應勇和原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在同一天分別接任湖北省委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
此前2月初，中共中央已將“中央指導組”派駐湖北，由中共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擔任副組長掌握實權，接管湖北疫情防控工作。
應勇和陳一新在浙江與習近平共事多年，是深受習近平器重的親信。這些人事變動至少透露兩大信息。
其一，習近平要通過處置替罪羊來平民憤、卸責任。
其二，習近平要任用親信和政法係統出身的幹部來控製湖北局麵。習近平此舉，顯然毫無擔當、有虧大德。
此次疫情失控，習近平難辭其咎。就目前已經披露的信息，爆發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未能及時控製，首要責任正在習近平本人。習近平1月28日在北京會見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時自稱，“對於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在2020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習近平又發表長篇講話，強調指出“1月7日，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專門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
實際上，習近平在2019年12月當已得到疫情信息。中國在2003年發生SARS疫情之後，已製定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建立了一套可向中央全天候直報傳染病等重大疫情的先進係統，超過三例必須啟動。
按照直報程序，主治醫生、專家、或發現疫情的醫院等衛生單位應即時向各級傳染病疾控中心報告疫情。武漢金銀潭醫院（即武漢傳染病院）2019年12月1日就已收治四位不明原因肺炎病患，並陸續收治新的病患，該醫院當已按照法律要求即時上報疫情。
武漢傳染病院的醫療團隊2020年1月24日在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發表的一篇研究報告，所依據的是從2019年12月1日至2010年1月2日該院陸續收治的41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019年12月27日，湖北中西醫結合醫院也將7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報給了武漢市江漢區的疾控中心。
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根據“上級指示”向武漢各個醫療機構下發了《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要求各醫院清查統計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此時中國國家衛健委工作組和專家組已抵武漢，並成立了由主任馬曉偉為組長的疫情應對處置領導小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稱，中國政府從1月3日起一直向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
香港政府也於1月3日啟動疫情防控措施。及至1月5日，武漢、北京、上海等地的醫療衛生機構都已測出引發肺炎的冠狀病毒全基因組係列，並陸續公之於世。由此看來，習近平早在2019年12月、最遲在2020年1月3日之前就已經收到了疫情報告。2020年1月7日之前，習近平對疫情作了哪些指示？
1月7日習近平指示的具體內容是什麽？為什麽黨國媒體當時沒有任何報導？為什麽直到1月20日習近平和黨中央才作出采取應急措施控製疫情的決定？從1月7日到1月20日之間，習近平還對疫情作出了哪些指示？
聽其言而觀其行，我們所看到的是，黨國當局在疫情爆發的一個多月時間內封鎖信息、隱瞞疫情、欺騙民眾，並采取對疫情進行冷處理的昏招，坐失病患初發時有效控製疫情的機會窗口。
根據網上廣為傳播的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王延軼2020年1月2日的電子郵件，國家衛健委電話通知要求，不允許向外界，包括媒體、自媒體、社交媒體、合作的技術公司公布這次肺炎情況。這個郵件尚未由王延軼確認，我們也無法確知國家衛健委是根據誰的指示發出這一通知。
但是，國家衛健委發布這個通知的可能性很大。因為在事實上，中國有關當局正是按照這樣的要求行事，沒有依法啟動疫情預警，沒有依法向社會發布疫情信息，而是嚴厲封鎖真實信息或散布禍國殃民的虛假信息。
2019年12月30日，奮戰在武漢抗疫一線的專業人員憑著天地良心在微信群披露疫情的可靠消息，受到黨國當局野蠻打壓。李文亮醫生等“武漢八君子”立即被沒有醫學專業知識卻由黨國授權作惡、手握生殺大權的當地公安人員安上“造謠惑眾”的罪名嚴加 “訓誡”，並由中央電視台等黨國媒體廣泛報道這一整肅。
此後，當局反複發布通告，禁止醫務人員通過麵談、電話、短信、微信、微博、郵件等方式在家庭聚會及公共場所向親朋好友談論關於疫情的進展、救治過程與防控等一切信息，否則嚴懲不貸。
武漢市市長周先旺1月27日接受央視采訪時還透露，他之所以沒有在1月20日之前及時披露疫情，是因為上報之後沒有獲得中央的授權。黨國上下就是這樣殘酷剝奪公眾的知情權。
與此同時，國家衛健委和湖北、武漢衛健委在1月20日之前一直是向公眾隱瞞疫情並刻意散布欺騙公眾的虛假信息。他們竭力隱瞞病患人數、病患嚴重程度和死難人數。
他們明知，武漢各醫院的流行肺炎患者已經人滿為患、諸多醫護人員中招感染、病毒來勢洶洶通過人傳人迅速擴散，卻一直昧著良心在發布的通告中造謠說 “沒有新增病例”、“未見明顯的人傳人”、“沒有醫護人員感染”、“疫情可防可控”。
有關當局在疫情爆發的一個多月時間內明目張膽、喪心病狂地封鎖信息、隱瞞疫情、欺騙民眾，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執行黨國的政治任務。他們或者是按照習近平的最高指示行事，或者是按照習近平所定的規矩行事，首要責任都在習近平本人。
國家衛健委等部門是否按照習近平的具體指示行事，最可靠的核對方式是全部披露習近平這段時間的指示。如果按照黨國上下的行動來推斷，奉旨隱瞞和奉旨造謠的可能性甚大。這段時間的黨國媒體宣傳，鋪天蓋地都是歌舞升平、歌功頌德、營造節期喜慶的醉人氣氛。
2020年1月11-16日，湖北人大、政協兩會在武漢如常舉行。1月18日，有4萬多個家庭參加的武漢百步亭“萬家宴”大聚餐喜氣洋洋地舉辦。北京青年報2020年1月20日發表一篇很有來頭的評論，題為《莫讓流言衝淡春節的年味》，中央媒體立即廣泛轉載，很可能是傳播習近平早些時候的金口玉言。
1月21日，湖北春節團拜會在武漢如期舉辦，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觀看演出。1月23日武漢已經宣布封城，習近平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的身份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春節團拜會上發表講話，依然隻字不提湖北疫情，而是大談中國夢。
大談過去一年內“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三大攻堅戰取得關鍵進展，科技創新捷報頻傳，脫貧攻堅成效顯著，民生事業加快發展，國防和軍隊改革紮實推進，全方位外交成果豐碩，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新的重大進展”。
黨國百官之所以要處處奉旨行事，是因為習近平確立了新的政治規矩。習記朝廷的最高政治規矩是“四個意識”（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和“兩個維護”（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的其他常委對習近平也要如臣事君、定期向習近平述職受訓。整個黨國由習近平“定於一尊”，任何人都要俯首聽命，而且“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一旦他認為哪位黨政軍高官對他有異心或忠誠度不夠，就有可能以反腐名義進行清洗。
受這種政治規矩驅使，平庸的黨國百官或者為規避風險而不作為，或者為獻媚邀寵而順著習近平的意趣亂作為。當他們發現習近平一門子心思營造盛世幻象、一門子心思維護政權安全、變本加厲推行“穩定壓倒一切”路線，他們也就跟著這種調子起舞，一邊奉旨撒謊、一邊欺壓民眾，從而使黨國政權的穩定壓倒良知、壓倒真相、壓倒法律、壓倒生命尊嚴。
可憐的百姓就這樣在被欺騙、被蒙蔽、沒預警、不設防的環境和氣氛中，大規模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
等到習近平為首的一眾黨國官員嚴密控製輿情而過夠了歌功頌德、歌舞升平的癮，再回過頭來對付肆虐的疫情之時，疫情已經失控。
情急之下，他們又魯莽地走向另一個極端，在毫無預備的條件下貿然於2020年1月23日對武漢等城市實行史無前例的封城，突如其來地給中國廣大民眾造成極大恐慌、使中國廣大民眾付出本可避免的代價。特別是，他們沒有及時采取必要的配套措施，由封城、封村造成大規模的交叉感染和其它人道災難。
黨國當局在封城之後沒有及時安排足夠的醫院和醫療設備檢測和收治病患人員、沒有安排適當的場地隔離病患和疑似病患人員、沒有安排足夠的設備保護尚未受感染的人員，使得眾多湧到醫院排隊接受檢測的人員、被趕回家由家人照顧的病患人員、以及沒有足夠設備保護的湖北本地和從外地征調的醫護人員紛紛受到感染。
眾多不幸患上病毒肺炎的人員和疑似病患人員，受到種種非人的歧視；眾多不是肺炎的其他重症病患人員，因為醫院和醫療設備被擠占而自生自滅。武漢等地封城兩天之後，“中共中央應對武漢肺炎疫情領導小組” 於1月25日才宣告成立。
而且，8年來野蠻霸占十多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領導小組組長職務的習近平，此時卻不願或不敢擔責，由有職無權的李克強總理擔任小組長。這個小組配備了主管意識形態的刀筆吏，配備了負責維穩的中宣部長和公安部長，卻沒有配備疫情防控的專家，也沒有配備可以緊急調度救援力量和物資的軍方人員。
武漢等地封城之後，習近平不僅沒有到武漢一線視察疫情鼓舞士氣，而且躲避多日不見人影。全國各地支援湖北的醫護物資遲遲沒有到位，而且隻是杯水車薪。
在這種由人禍造成的國難深重、民怨沸騰之情形下，黨國的宣傳機器還大肆進行國家主義愚民宣傳，鼓吹領袖英明、“中國速度”和黨國製度的優越性，實在是無恥之尤。
習近平及其跟班們的胡作非為，使得疫情迅速蔓延、造成當今世界罕見的舉國災禍，而且禍及世界近30個國家和地區。按照中共黨國官方公布的數字，中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累計確診病例已超過7萬人（其中有近兩千醫護人員），累計死亡人數直逼兩千（實際數額要大得多）。
這一災禍對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也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習近平效顰毛澤東，到處顯擺帝王氣象。他揮霍天量民脂民膏大舉操辦各種“萬邦來朝”的盛會、在全世界大撒幣，對中國的醫療投入卻十分吝嗇，造成醫療設備和醫療物資奇缺，在應付疫情中捉襟見肘。
許章潤教授發表《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曆數習近平亂政禍國的種種亂像，許誌永博士發表致習近平的《勸退書》，社會各界人士就武漢疫情和李文亮事件的多份聯署公開信也要求追究瀆職官員和體製的責任並啟動政改。這些有識之士冒著巨大風險發出的肺腑之言，體現中國億萬民眾的共同心聲。
毫無疑問，習近平如果還有半點擔當，早就該引咎辭職以謝天下。
習近平德不配位、誌大才疏，而且冥頑不靈、蠻橫跋扈、心狠手辣，由他擔任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確實是中華民族的巨大不幸。除了打江山的梟雄，專製政權的“領袖”登基擴權，靠的不是能力，而是製度之惡和可乘之機。
毫無從政經驗的小混混金正恩，在北朝鮮能夠大權獨攬、呼風喚雨，當然不是因為他有特別本事，而是全憑“白頭山血統”和殘忍無道的金家王朝製度。習近平本也是無德無能的平庸官僚，在黨國逆淘汰機製中混跡幾十年，從未有過可圈可點的政績。
他被挑選當上中共總書記並順風順水地成功擴權，純粹得益於共產專製的製度之惡和權力博弈的意外機緣。
當年，紅二代頑固保守勢力為保住風雨飄搖的江山，將習近平當成政治強人的擁戴；溫家寶等良知未泯的中共官員，為防止“文革悲劇重演”而對薄熙來繩之以法，為習近平清除了最強勁的權爭對手；江澤民、李鵬等前朝元老，為了保護家族利益而極力扶持籠絡習近平；胡錦濤為了借力打擊江澤民以紓解十年受壓之芥蒂和閑氣，將所有政治資源向習近平拱手相贈。
而中共黨國專製體製本就將獨裁權力賦予黨魁，黨魁如果是權欲薰心之輩，就可借製度之力無限膨脹、為所欲為。
習近平謬承大寶八年以來，一直胡作非為、誤國誤民。因為他的無知，習近平在經濟建設方麵一事無成，他所“親自部署”的一帶一路、雄安新區等項目全是勞民傷財的爛尾工程，而且他通過“做大做強”國企和在各類企業中加強“黨的建設”嚴重擾亂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造成愈演愈烈的經濟滑坡。
由於他的狂妄，習近平在外交方麵盲目出擊、出頭充當全球專製流氓政權的領袖、挑戰現有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得罪了所有周邊國家，特別是迫使美國徹底改變國家安全戰略來對付中國，使中國陷入四麵受敵的困境。由於他的野蠻，習近平在內政方麵危害最大，他以黨代法、將反腐倡廉變成以黑反貪的政治清洗和政治迫害，特別是對中國公民社會和自由言論空間進行係統的毀滅性打擊和摧殘。
習近平至今仍然執迷不悟，拒絕改弦易轍。目前中國民眾因李文亮事件和政府防疫失靈而民怨沸騰、強烈要求言論自由，但是黨國控管訊息、壓製輿論的監控係統沒有絲毫鬆動，而且以抓捕義士許誌永的行動來表明他們不打算對公民的壓力做出讓步。
習近平裝神弄鬼、誤國誤民，其根本原因在於他的基本認知和價值觀念整體上落後於時代、違反人類普世價值、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
習近平的所作所為與人類主流文明背道而馳，錯在大方向。正像2013年筆者參與發起聯署的《公民憲政共識》所說的那樣，習近平接班登基的2012年，由於薄熙來、周永康等黑惡勢力的倒塌和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公民觀念水位的提升，中國曾有憲政轉型的難得機遇。
但是，這個機遇被蒙昧而殘暴的習近平埋葬了。習近平上台以來大開曆史倒車，為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重新拉回到極權社會而橫衝直撞、心勞日拙。他利用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個人崇拜這些毒素重新全麵激活各種極權因子（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文革回潮”），使那些已經被逐步邊緣化的極權主義打手和魑魅魍魎重獲機會為害人間，使那些已經逐步鬆弛疲軟的極權統治機製得以回光返照，使自知理虧而已經有所衰退的黨國鎮壓意誌重新得到強化。
習近平本人已經成為中國迷途知返、改弦更張、重振國運的最大障礙，不能留在大位上繼續造孽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也不是一黨一派的天下。
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國家政權和天下公器豈容一家一姓、一黨一派長期壟斷？有幾千年文明曆史和幾十年憲政經曆的中華民族，豈能不享受憲政民主的人類文明成果？世界上所有長期繁榮穩定、實現公平正義的國家不都是建立了憲政民主製度嗎？
中共黨國長期用專製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毒素毒害國人，宣揚中國一旦沒有了中共的專製統治，一旦中國變成一個正常國家，有民選政府、軍隊和警察屬於國家而不是屬於共產黨、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中國就會天下大亂、血雨腥風、血流成河，誣蔑中國人這個種族隻配充當奴隸和奴才接受專製統治。
吾國先賢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勇敢告別一家一姓的專製政權而創造中華民國的輝煌，當今國人不能不勇敢告別一黨一派的專製政權而擁抱憲政民主。
這次專製之惡所導致的疫情失控，警示國難人禍的製度根源，再一次以血的教訓告誡國人，沒有憲政民主之下的法治和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歲月靜好”就像鏡花水月一樣虛幻。
英勇港人在“反送中運動”中展現對憲政民主的決絕訴求和“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台灣民眾用他們的選票表明捍衛自由民主的決心和信心，如夢初醒的大陸民眾也正在發出爭取言論自由的怒吼，似乎預示著中國國運之轉機正在來臨。
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正像毛澤東的離去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契機一樣，習近平離開政治舞台也會給中國的憲政轉型創造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