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臺灣國際人權影展──選片指南直播
引言今年選片指南，由選片委員王君琦、陳俊蓉，和影展計畫主持人蔡雨辰，與各位觀眾分享、介紹今年14部影片。
王君琦
電影研究學者，主要學術關懷圍繞性別政治及電影文化史。近年研究領域為台語片及紀錄影像的社會實踐。原為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自2019年8月起借調國家電影中心擔任執行長一職。
陳俊蓉
曾任臺北金馬影展執委會影展部總監及電影製片。現為獨立策展人及童書譯者。希望能為推動電影教育及兒童人權貢獻心力。
主持人／蔡雨辰
2020 臺灣國際人權影展 計畫主持人
內容
本屆選片指南，由選片委員王君琦、陳俊蓉，和影展計畫主持人蔡雨辰，與各位觀眾分享、介紹今年14部影片。今年國際人權影展有兩大專題，「醫療人權」與「國際移動」。
兩大專題都與這幾年難民、移民、移工的議題有關；醫療人權更是與今年的新冠肺炎肆虐密切呼應，並在醫療資源分配，以及醫療跟人權的關係有所著墨。年度精選則聚焦在三部有關轉型正義的影片，以及「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這樣的在地議題。
此次選片指南使用重點式的提問與討論，例如「難民這個題目跟台灣這個海島有什麼關係？」來讓大家知道為什麼選這些影片。
選片的想像
選片委員自去年起開始定調對人權影展的想像，希望看到在變動的環境底下人的樣態。今年二月初密集討論時，剛好疫情爆發，不但佔據了生活的一切，也凸顯出社會安全與人權的競合關係，像是鑽石公主號的處置、外籍學生在台灣的就學權等問題。
社會在當下同意了某些必要的國境管理措施，但當這種例外狀態延續下來並且日常化，是不是就向政府讓渡了某些權利？諸如此類的困惑，讓選片委員迫切希望影片裡的蛛絲馬跡，可以提供看待事件的不同角度。電影或紀錄片能夠展示真實世界各地的人權狀況及議題，並提供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可以自由地想像、討論、交流，而不必直接選邊站。
《帝國餘瘧》
選片委員陳俊蓉說，深入瞭解後後才發現醫療人權面向很廣大，包含疾病污名化、科技、難民的醫治、長照，以及現實政治角力等等。幸運的是，最後找到兩部討論醫療結構面的影片。首先是作為開幕片，討論瘧疾在非洲的《帝國餘瘧》。
「其實這次做人權影展一直在打破我的舒適圈。我以前其實從來沒有用過這麼『硬』的片當過開幕片，以前都覺得開幕片就是要很開心，或是很容易被大眾歡迎的片。但這次我們卻選了裡面真的很多專有名詞，又是非洲瘧疾這種題材的片。可是它好符合人權影展的基調，我們就是想讓大家離開電影院的時候覺得收穫很多。」
俊蓉介紹，在非洲，瘧疾的症狀原本有機會用當地的傳統療法緩解，不該困擾非洲困擾這麼久。可是在非洲長期貧窮以及西方各種經濟政治勢力的角力之下，瘧疾成為持續性的「撕裂場」。
WHO以及西方藥廠的介入都讓瘧疾變成非常複雜的問題，甚至可以勾勒出跨國性產官學的結構。有了這樣的理解，再回來看今天的新冠肺炎，就發現會有不同的角度——它不再只是個人或政府層面的問題，而是可以從流動全球化的角度去理解。
選片委員王君琦則補充，全球化的前一個階段，其實是帝國主義跟殖民主義的擴張，片名帶有「帝國」，是因為看到全球化的前一個階段。例如瘧疾並不是非洲原生環境的產物，而是殖民時期英國人改變了當地作物、房屋型態所造成。相當大部分的土地改種水稻之後，積水就導致蚊子出現及繁衍。
開始有疾病之後，當地一些原生草本植物原本可以用於治療，但在外交角力及既得利益的牽扯下，這些原生植物不被允許用於治療，而西方國家所生產的藥品，對非洲而言又太昂貴。這個共犯結構除了上述西方國家的殖民主義、現今帝國主義式的勢力擴張，甚至還包括後來非洲國家的每一個政府。
影片中具療效的當地原生草本植物「黃花蒿」，中藥上稱為「青蒿」，在中醫已有長期的研究與療效證明，片中特別強調中國中醫研究這方面的成就，但電影裡有一顆鏡頭給了畫著華為LOGO的牆面。這個細節讓君琦聯想到，這部片的製作脈絡很可能也是當前21世紀國際外交角力的一環。
雖然其間是否具有關聯，還需要製作資金來源等細節加以考證，但這部影片已然映照從十八世紀到當代的權力結構，以及人道背後的利益糾葛。如「蓋茲基金會」等慈善團體從慈善當中獲取利益，足以提醒我們必須更在意我們的善意被怎麼運用、去到哪裡、是否真能送到需要幫助的人手中。
「當全世界已經幾乎消除了瘧疾，為什麼唯獨非洲就是無法解決，那與殖民的背景有關，跟它的黑暗歷史相關。為什麼是非洲的人得承受這樣的疾病？人權在這批人的身上是什麼樣的意義呢？這些大的提問可以在《帝國餘瘧》中反思，人是在什麼樣的歷史制度下變成今天這樣的遭遇，這是今年選擇醫療人權主題的意義。」主持人蔡雨辰如此總結。
《3cm》
《3cm》用一種罕見疾病當作題材，俊蓉自己也是看了影片才認識這種罕病。一般病變的部位、部分要超過某個標準，才可以在醫療體系中得到補助及良好的處置，但這種罕病的病變型態卻是分散而小型的。於是讓俊蓉揪心的情況出現了：一方面擔心病童的病情惡化，一方面又覺得如果病變超過三公分，才能得到補助或用藥。這種荒謬的狀態，在香港、台灣或是世界各地都真實存在。
另一個道德難題是來自對社會資源分配的思考，治療這種罕病的成本非常高昂，相同的資源或許可以拯救另外數十個人，而究竟生命的天平要怎樣權衡？俊蓉認為，不同人權的衝突在本次影展的很多影片中都會一直看到，將是很好的思考空間。雨辰也同意上述觀察，並認為《3cm》是用罕病的尖銳議題刺入人權思辯。
關於身障制度如何設計，君琦補充，片中的倡議者認為需要鼓勵自立生活。現有許多福利制度都是施恩式、協助式的，雖然可以解決當下的問題，可是孩子沒辦法自立。換句話說，現有福利制度預設由原生家庭持續照顧，但是父母親會老去，孩子必須長大。
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倡議者是一位經濟、社會條件很好的母親，而她意識到自己身為具有話語權的中上階級，一直在反省思考，如何與其他沒有資源的母親並肩作戰。這部片中的母親圖像，不只是為她的孩子爭取，同時也意識到自己作為有資源的人，應該要多做什麼，讓整體制度可以照顧到相對缺乏資源的家庭。
片中呈現了臺港兩地罕病醫療政策的對照，相較而言，臺灣做得比較好。但君琦也認為，「我們不用太自滿，還可以繼續對照。對香港而言臺灣比較好，但對比其他國家而言呢？很多醫療政策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思考。」
醫療人權還有哪些片？
在這兩部影片之外，人權影展才剛公佈了另一部劇情片，是結合醫療人權跟國際移動的《行過幽冥之河》。根據俊蓉的介紹，主角是一位歐洲女醫師，即將展開獨立駕駛遊艇的海上假期。「一開始真的是意氣風發，就是一個女人獨自駕著一艘船，連暴風雨都不怕。」
可是在暴風雨過後，遇上了一艘載滿難民的船，她以一種「我是西方人，我基於人道精神要來解救這些人」的心態，找盡各種她能夠想像到的救援團體來救援，卻處處碰壁，這才意識到自己站立的位置，原來這麼薄弱；所謂歐洲的人道救援精神，在真實世界之下是怎樣的狀態。這就呼應了肺炎疫情爆發以來，能看到很多因為身份決定能不能被救援的情況。
國際移動的主題想呈現什麼？
君琦認為，普世價值固然是最常見的人權論述，但由於每個人身上都鑲嵌著各種不同的脈絡，大到國家，小至生活習慣，這些脈絡都會影響人們思考權利如何切分。比如人們會支持排富條款，或是對一些長居海外者回台使用健保感到不平。這可以讓我們反思，權利必須被脈絡化地理解。
這次難民與移民題材，看起來好像離臺灣很遠，卻又沒那麼遠。因為所有的移動，不管是因為政治迫害，或是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比如因為香港最近的狀況，大家就會開始探討，臺灣是不是開放香港人適用難民法或移民。君琦認為下一個問題是文化上的衝突。
因為我們都是被文化所鑲嵌，一方面可能會認為香港具有某種相近性，但其實還是有所不同。在這種移動當中，不同性質的群體彼此會碰撞出什麼火花或衝突，其實在臺灣已然在經歷，並都不陌生。所以難民、移民這個議題雖然主要是在中東、歐洲，但如果從抽象的概念來看，離台灣也沒那麼遠。
君琦指出，如果把影展粗分為兩個陣營，議題式影展，與強調電影中藝術形式的影展，那麼很多時候議題式影展為了傳達議題，往往在形式的選擇上就會比較傳統，以免觀眾接收不到想要傳達的訊息。但這兩年在人權影展的選片上，不只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陳俊宏館長希望有多一點影像美學的向度，四位選片委員也頗具野心地希望影像的形式本身也能傳達議題，讓議題性影展突破常看到的分野。
在這個單元中，君琦想介紹《瞄準難民》與《滯海》，她認為這是在這次影展中，某種程度上讓「形式」跟「議題」能夠有所對話的選片。對這兩部片，雨辰的總結是被「被嚇到亂七八糟」，訝於這世界上竟然有這樣的電影。這次的選片相當精準，讓觀眾不需要做太多功課就可以了解敘利亞雅難民的狀況。尤其臺灣離難民的議題其實非常遙遠，而電影的媒介讓觀眾可以身歷其境，而且是亞洲首映，在其他影展也看不到。
《瞄準難民》
君琦說，《瞄準難民》是一部小短片，訊息相當清楚，就是「影像」並非中立，而是被脈絡化的，只是我們不知道那個脈絡是什麼。這其實回應到了「後真相時代」這個常見的名詞，指的是今日真相已經無足輕重，觀者往往把去脈絡化地把事件片面認定為絕對的事實或真相。
而這部片用一個解構的方式，透過拆解很多的影像資料表達，為什麼在中東國家經歷戰亂的人，對歐洲會有某一種特定的想像？我們在世界各地接收到的難民印象是怎麼來的？要被傳達的訊息是什麼？《瞄準難民》解構了原本我們認為是事實或真相的畫面，是怎麼樣被放進某些特定脈絡，其中也包括這些歐洲國家的警方或軍方想建構人道救援的自我形象。
俊蓉補充說，《瞄準難民》作為比較分析式、從抽離角度討論議題的短片，在本屆影展的放映順序排在前面，而後再看《滯海》帶來身歷其境的狀態，這會超出以往的觀影經驗。因為觀眾前半段在是在旁觀他人的苦痛，下半段又身歷其境，這是少有的衝擊經驗。很挑戰，但是非常推薦。
《滯海》
《滯海》會進入選片，是因為君琦有一天在臉書上看到一位德國策展人朋友發文，說她覺得這部片創造了全新的，關於難民故事的影像，結果選片委員看完都很震撼。君琦指出，這部片有兩個導演，整部片就是其中一個導演從敘利亞渡海的過程。她的渡船翻覆，而手上有一台可攝影的機器，所以整部片的畫面就是那台攝影機跟著導演在海中載浮載沈。
容易暈的人要有點心理準備。因為整個畫面非常漂浮移動。當攝影機浮出水面的時候，你會聽到四周的喊叫聲、哨子的聲音；當攝影機沈下去的時候，就很像我們跟她一樣被海包圍。
導演採用的的敘事方式是配上她的獨白，是關於他跟他親愛的人（本片另一位導演）過去在敘利亞時的時光，對歐洲的另一種生活形態想像的嚮往。導演用了很多呢喃、詩意的詞彙，但是很貼近生活的詩意，不會到大家難以理解。
所以情感面是很深刻的，大家可以去想像，如果是我們在那個危急的時刻，跑出所謂「人生走馬燈」，你的回憶跟想要企及的未來，在那個交接點看似碰得到又抓不到，覺得自己有生的希望，又同時處在死的為難。所以她的旁白不是一種有清楚時間結構的旁白，而是情感面的堆積。
你會感覺到他有時在過去，有時在未來，有時在現在。獨白的訴說雖然有具體的對象，但更多時候你會覺得好像是跟我們（觀眾）對話。君琦指出，《滯海》確實是難民影像的新型態，而不是常見的，有大批遷徙或是影像或新聞。
《破境不重圓》
關於敘利亞還有一部《破境不重圓》，一家人從敘利亞逃亡的過程中，卻分散在不同地方，小兒子在土耳其，爸爸在加拿大，媽媽在丹麥，這部影片就是記錄一家團圓的過程。君琦在看這部片時，想到了臺灣的新住民姊妹，他們在臺灣要落地生根，往往會面臨國家系統的不友善。
這個議題也會回到前面所討論的國境管理、國家怎樣管理公民與非公民。君琦指出，任何一個人，包含移民、難民、出國唸書、移居，所遇到的國家系統或官僚制度常常讓人感到挫折。一個簡單的訊息你就是問不到可以問的人，或者官僚系統就是告訴你沒有這種事。所以他們在情感面渴望一家團聚，但是他們分散在三個國家，要突破三個國家不同系統的限制，最後才能團聚在一起。
君琦還提到，《破境不重圓》也深刻地處理著階級問題。人權往往跟所處的背景都有關係，這部片的主題，不只是他們身為敘利亞難民，也包括他們的階級。這家人在社經條件上，以敘利亞來講是比較好的：媽媽是醫生，爸爸的職業等級也比較高。當他們到了另一個國家，被迫進入底層的時候，他們心情轉化的細節，其實都有在鏡頭記錄下被深刻地傳達。
《人造邊境》
《人造邊境》是紀錄片，講奧地利在2016年決定將位於阿爾卑斯山的某個與義大利邊界接壤的山口，蓋個圍牆堵起來。俊蓉指出，大家應該對這個景象都有既視感，會想到美墨邊界的川普牆。但其實在歐洲有大量這樣的事情發生。
俊蓉認為這部片是一部「見不到難民的難民紀錄片」，雖然在探討這個人造的邊境，但主角卻不是難民，而是把鏡頭對向在這個山口生活的、在小鎮上經營咖啡店的人、築牆的工人、執法的警察等等，從他們的角度去採訪，有難民要從這邊經過，但從此之後會被堵死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很多對難民的想像就由此而來：可能是對想像中來勢洶洶的難民不安的心情，或者可能是一種隱微的仇外的心情，也有可能是對民粹政府的批判。俊蓉認為這可以呼應君琦指出的，台灣要怎麼對待香港的抗爭者，這些聲音都需要更多對話。
《出伊朗記》
同樣是為紀錄片，《出伊朗記》更加特別，描述著伊朗德黑蘭有一座每天接待1500到5000名阿富汗人的「返鄉中心」。諷刺的是，這些阿富汗人是40年前，因為阿富汗戰爭流亡到伊朗的難民。他們很克難地來到伊朗之後，發現在伊朗也活的不好，想盡辦法要努力地回去。
這個中心每天都在面談要回鄉的人，可以看到當中針對在伊朗的社會、生活、文化的衝突，或是呈現他們在變動環境下的處境。俊蓉認為，這部影像紀錄有很高的成熟度，有點詼諧、有點荒謬，但都是真實的人的處境。
俊蓉在這裡講了一個小插曲，策展團隊當初要付版權費給導演的時候，銀行卻通知策展單位，從台灣不能匯款到伊朗。雨辰說，因為2018年美國展開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台灣也不能匯款到伊朗，策展團隊當時才震驚地發現，原來台灣也在這個脈絡底下。後來是通過其他歐洲國家的銀行，才完成匯款。
君琦補充，《出伊朗記》所採取「肖像」敘事手法，其畫面跟對話，就是海關與返鄉的人藉由面談確認是否可以返鄉。對「返鄉」這件事的常見想像會是「很高興」、「終於要返鄉了」，但其實他們返鄉之路困難重重。
很多人其實可能還不太想返鄉；或是先生想返鄉，太太卻不想；中間甚至可能有人蛇這樣的角色存在。觀眾就會發現，海關跟返鄉者彼此之間像是心理的攻防戰：「你有沒有騙我？真的是這樣嗎？旁邊那個真的是你叔叔嗎？」
「肖像化」其實就是一種監督跟判斷的手法。在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或是日本在侵略中國都是用肖像來做判斷：權力者不用看身份，而是依據外表、面相去逮捕一個人，包含現在的人臉監控也是。
因為《出伊朗記》的鏡頭大部分都對著回家的人，所以觀眾會覺得自己也跟著海關在判斷面談者是否說謊、他的表情到底是不是他內在的狀態。但人的外在跟內在可以是脫離的，所以面談的過程中，會發現返鄉者某種程度好像也在跟海關玩心理戰。
君琦提到，曾有一款滿受歡迎的遊戲，玩家扮演海關，若在對方的故事裡被引起同情跟共鳴就會放行，但可能在放行之後卻發現對方是恐怖份子。君琦指出，肖像是一種描述性的暫停，讓觀眾去觀察他們的表情。《出伊朗記》用這個手法，從要回家的難民呈現作為難民的困難、當初要來的動機，以及回家的另一種困難。
台灣短片
俊蓉介紹這個單元中的兩部臺灣短片，剛好都在講在臺移工的處境。《第一鮪》的背景是臺灣的獨特文化，即每年鮪魚季中捕到第一條黑鮪魚的船會得到很大注目。而在環境艱困的海上作業，會有各種語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權力結構也不一樣的臺灣管理者與外籍漁工之間的張力。
在這樣的環境裡又非常急切想要得到第一鮪榮譽的情形下發生的事件；《九發子彈》則是直接以越籍移工阮國非，因為逃離雇主而被警察開槍致死的真實命案作為內容。俊蓉認為，這兩部片除了呈現移工在臺灣的狀態，也讓觀眾看到臺灣的就業服務法本身就具有歧視性，使移工喪失了人權。為什麼人要因為移動而喪失人權，必須進入一種非常不好、鋌而走險的狀態？透過這兩部片可以讓我們注意這些觀點。
年度精選：亞洲、非洲、南美洲的轉型正義與世代連結
雨辰說明，「年度精選」是人權館會固定在該年全世界與人權有關的影片中選出，主題不拘。今年的四部影片中，有三部是處理轉型正義。
這個議題過去有很多關於納粹德國、二戰等背景的文學、影像、紀錄片，讓台灣比較熟悉，但今年策展團隊偏偏不選歐陸國家，而是挑了南美洲（瓜地馬拉）、非洲（查德）、亞洲（柬埔寨）的題目；另外第四部則是臺灣的《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君琦指出，選片時並沒有特別思考國家、洲別，最後選出南美洲、非洲、亞洲是巧合，也可能與這些洲在世界歷史的進程上有類似的路徑有關，「是一個巧合，但回應到歷史的發展。」
許多亞、非國家大概都是在六七零年代開始了脫離殖民勢力的進程，下一個階段表面上是民族自決，但是取得政權的人往往是跟西方國家親近的獨裁者。西方國家離開殖民國時不會完全鬆手，而是為了自身利益，仍然保有某種程度政治經濟的控制。
這些殖民國家會選擇一個當地的菁英，作為結束殖民之後，還可以繼續保有政治經濟交往的棋子。這些人有了西方國家的奧援，往往就成為獨裁者，並用政治迫害確保其統治。這是歷史進程上的巧合，是因為西方國家若有似無地牽制著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
包含《掘愛傷痕》的瓜地馬拉，或是《控訴獨裁者》的查德，大概都是發生在七零年代末至八零年代初——在民族自決的六零年代後，經歷了大概十年當地菁英的獨裁控制，人民開始起來反抗獨裁，真的往下一個民主化的階段去走。臺灣其實也是一樣，國民黨政權也是在西方國家的控制下。
俊蓉認為，《秘密的滋味》與《掘愛傷痕》，剛好都處理到跨世代如何共同面對「創傷」，這和台灣的課題有共通之處。俊蓉想到，選片會議中有人指出，臺灣的受難者前輩可能在人權館或其他場合，努力向年輕人訴說過去的事情，但回到家庭裡面，他們的後代卻可能對長輩發生的事一無所知。
為什麼一個人無法對他的親人好好地訴說他的過去？是太痛了說不出來，或是什麼原因？為什麼年輕的孩子不能理解他的根是怎樣來的？這些問題，在這兩部影片或許會提供一些線索或是思考的角度。
君琦提到，三部片提供了追溯真相的不同方法。一般在談轉型正義的時候，會說真相很重要，但到底要怎麼樣去碰到「真相」？《秘密的滋味》是用小的敘事碰觸到巨大的歷史傷痛。小敘事的軸線是「食物」——媽媽什麼都不說，但是她對於過去那段歷史經驗，在食物當中透露出蛛絲馬跡，一些看似很日常、無關的作息，藏著巨大歷史的包袱。
俊蓉說明，《秘密的滋味》開頭是一對住在在法國的柬埔寨籍電影人兄弟，哥哥是紀錄片導演、弟弟是攝影師，他們常常在家裡鬧媽媽，拍攝媽媽在廚房裡煮各種東西。但總有一個味道被媽媽說是秘密，不讓兩兄弟接近，這是片名《秘密的滋味》的來源。
但是兩兄弟很清楚知道，媽媽的秘密除了菜或味道的秘密之外，背後還有更多，可能是傷痛等不能說的秘密。這兩兄弟用盡辦法想和媽媽聊柬埔寨的秘密，媽媽對此非常抗拒，怕說出來會讓現在的自我扭曲崩解、撐不下去。
這些陪伴或理解，要如何跨越世代？在法國聞著自由空氣長大的孩子，要怎樣理解國家的壓迫對人性的傷害？而其實在《掘愛傷痕》當中也能看到這樣的題目。
《掘愛傷痕》的背景是在瓜地馬拉內戰及種族屠殺之後，主角是受難遺體的鑑定員，想透過這個工作尋找他未曾謀面的父親，因為他相信父親可能是游擊隊的成員。媽媽不願意說，而那背後到底藏著什麼秘密，會在劇情的抽絲剝繭下慢慢展開來。
俊蓉認為，我們這一代如何連結上一代的傷痕，推動轉型正義、追溯真相，並理解屠殺的制度、獨裁的制度是怎樣被建立，其實是轉型正義最精髓的地方。對臺灣來說，或許可以透過世界各地的故事有些啟發。
另一部《控訴獨裁者》的查德獨裁者背後，有美國跟法國勢力的支持。君琦認為，《控訴獨裁者》的手法跟前述「肖像化」很類似，是用很近的特寫去拍攝每一個經歷過這段時期的受害者，也一直在回應「平庸的邪惡」——人是大結構下的小齒輪，但身為人、擁有作為人的意識，是不是可以讓你意識到某種程度或是某些時刻，你不是那個齒輪？
每個人去開拓自己最大的可能性，看到人可以有什麼樣的作為，而不是只做為齒輪，這是君琦認為人權的重要性。尤其在過去的威權體制下，每個人都可以推卸說，「我就在這個結構下面，沒有辦法」，但是每一個人在小小的限度下，或許可以先想想自己是「人」。
俊蓉提到，每個看了《控訴獨裁者》的人都感到訝異，是怎樣的紀錄片可以做到這種轉型正義影像上的呈現？讓受害者跟當時殘害他的警察坐在一起，彼此道歉？雖然最後可能沒辦法和解，但是至少同框進行。策展團隊不久前聊到，雖然在選片時也有看到德國的轉型正義影片，但覺得跟臺灣的經驗沒有那麼多共鳴之處，最後才意外地促成了亞、非、拉的結果。
這三部影片都提到跨世代的理解，以及轉型正義的重現。另一個角度是，不管是當前美國對伊朗的經濟制裁，或是剛好在瘧疾的紀錄片裡出現華為的標誌，其實剛好是冷戰之後，兩大對立陣營以外的第三條路線。
而臺灣在這第三條路線的角色是什麼？大眾可能會覺得伊朗、阿富汗這些國家都離我們很遙遠，但其實我們可能在這第三條路線之中有某一個位置。而兩大陣營對台灣的想法又是什麼？或許看了這些影片之後，可以有新的角度出現。
君琦同意「跨世代」的重要性。例如人權館長期在做轉型正義議題，但也會希望擴大既有的網絡，因為現在能接觸到的政治受難者，其實都是透過既有的協會，但這一定遠少於當年的政治受難者。
跨世代的重要性在於，可能很多人家裡有長輩經歷過，甚至自己就是受難者，但是不讓家人知道。年輕世代不知道過去的屈辱，轉型正義的工程就會進展有限。年輕世代的祖父、曾祖父，或許就曾經歷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如果在跨世代對話中，能了解家裡發生的事，進而意識到原來自己親人曾經是政治受難者，或許可以擴大轉型正義工程的範疇。
君琦也認為，雖然難民議題離台灣好像很遠，但其實台灣也曾在1949經歷過難民潮。有一部份移民是享受權利的既得利益者，但有很大部分人其實是逃到台灣的難民。如果回到人的處境，會比用一些概念來做價值判斷更重要。
君琦說，必需要回到人的處境，去理解人在什麼樣的情境下，做什麼樣的選擇，注意這些選擇在新的情境下產生的衝突或對立。就像在轉型正義的工程中，需要去理解人的處境，才能夠用正確的方式走下去。
對君琦來說，有時轉型正義的卡關是因為對立，像這次的《掘愛傷痕》中也有提到，社會對「賠償」的認知就是索討東西，而沒有真正去理解其意義或緣由。這些片旁徵博引地透過他人的經驗，提供借鏡去反思臺灣曾經有過的歷史，以及當前要怎麼走下去。
雨辰總結說，今年這三部選得很好，都是從「人」的故事開始講，如果觀眾對轉型正義、迫害、真相、追究責任這些概念不太了解，看過這三部片大概就會有一些雛形。而如果是長年關注這個議題的觀眾，也可以看到這三部影片有走出一些新的道路。
因為二戰後到現在的歷史已經有一定程度的遙遠，而這些歷史累積到第二代、第三代之後，會是什麼樣子？作用在這些人身上的是什麼？雨辰補充說，去年的人權影展有一部《無名之墓》，導演潘禮德長年在做赤柬的題材，而《秘密的滋味》的兄弟，正好就是潘禮德的學生，所以《秘密的滋味》也有一些脈絡的傳承。
雨辰也提到，《控訴獨裁者》的導演在幾年前帶著他的劇情片《雨季不再來》到臺灣，那是用寓言的方式去處理查德內戰的傷痕，而《控訴獨裁者》則更像是紀錄片，更血淋淋地說出那段故事，並接續《雨季不再來》之後的敘事，呈現提到查德人民用國際法庭審判當時的獨裁者，結局則讓雨辰非常震撼。
年度精選：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君琦認為《我想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也是回到「人」的議題。在社會上，我們都是先看到標籤才看到背後的那個人，但對君琦而言，這部片呼喊我們先去看到「人」，才去看到他的身份是死刑犯。導演用很多方式讓我們離開死刑犯的標籤，先看到人，再去看我們怎麼去思考這個人的作為。
俊蓉接著指出，如果觀眾的動機是想求得「國家有沒有權力殺人」、「國家需不需要死刑」等疑問的解答，一定會很失望。因為這不是有答案的紀錄片，而是把死刑犯的標籤拉開來，以父母親的角度呈現，「我的兒子是一個人，他是我的兒子」，並且去看到一個人如何一步步變成死刑犯。
甚至是一個人如何一步步被放棄。對俊蓉來說，那過程非常觸目驚心，很有可能就是我們任何一個人，一步走錯，下一步就就鑄成更大錯誤，最後永遠無法翻身。俊蓉回憶，最開始策展就是希望在這個場域沒有「政治正確」，而是所有人看到衝突後進行對話。
在《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中，沒有要觀眾選邊站，而是去理解死刑，討論死刑究竟是保護社會，還是引發更多問題。俊蓉認為，有更多對話及充分討論的時候，這些事情才有可能被推的更遠一點。
雨辰引述陳俊宏館長的說法來總結這段討論：「這些片不是教化，不是告訴觀眾什麼是對的或好的，而是帶來很多討論，呈現各個角度的衝突。
不一樣的人要共處在這世界上一定會有衝突，而我們要如何和諧相處？希望看完這些電影之後，不必充滿共識地走出電影院，我們可以持續討論，這是今年2020國際人權影展希望帶給大家的禮物。」
年度精選：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君琦認為《我想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也是回到「人」的議題。在社會上，我們都是先看到標籤才看到背後的那個人，但對君琦而言，這部片呼喊我們先去看到「人」，才去看到他的身份是死刑犯。導演用很多方式讓我們離開死刑犯的標籤，先看到人，再去看我們怎麼去思考這個人的作為。
俊蓉接著指出，如果觀眾的動機是想求得「國家有沒有權力殺人」、「國家需不需要死刑」等疑問的解答，一定會很失望。因為這不是有答案的紀錄片，而是把死刑犯的標籤拉開來，以母親的角度呈現，「我的兒子是一個人，他是我的兒子」，並且去看到一個人如何一步步變成死刑犯。
甚至是一個人如何一步步被放棄。對俊蓉來說，那過程非常觸目驚心，很有可能就是我們任何一個人，一步走錯，下一步就就鑄成更大錯誤，最後永遠無法翻身。俊蓉回憶，最開始策展就是希望在這個場域沒有「政治正確」，而是所有人看到衝突後進行對話。
在《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中，沒有要觀眾選邊站，而是去理解死刑，討論死刑究竟是保護社會，還是引發更多問題。俊蓉認為，有更多對話及充分討論的時候，這些事情才有可能被推的更遠一點。
雨辰引述陳俊宏館長的說法來總結這段討論：「這些片不是教化，不是告訴觀眾什麼是對的或好的，而是帶來很多討論，呈現各個角度的衝突。不一樣的人要共處在這世界上一定會有衝突，而我們要如何和諧相處？希望看完這些電影之後，不必充滿共識地走出電影院，我們可以持續討論，這是今年2020國際人權影展希望帶給大家的禮物。」
許多難解、未解的人權議題，需要更多觀眾一起思辨，討論
觀眾提問：
1. 有沒有未入選但推薦的醫療人權相關影片？
選片委員王君琦回答：《5B》這部片，因為版權很可惜無法選入。這部片回應到隔離這件事，時間背景是八零年代愛滋肆虐的時候。愛滋也是具高度傳染性的疾病，醫療人員不敢碰，當時大家也不知道愛滋是什麼，社會有著各式各樣對於愛滋的誤解。事實上這個誤解到三十年後的現在依然存在。
只要是愛滋好像這個人就碰不得，就要被關起來在真空箱裡面，好像我碰到他我就會得愛滋。這部片就是拍八零年代舊金山的醫療人員如何用正確的醫療知識去做隔離跟檢疫，讓這個疾病不要因為污名化，而導致愛滋患者在無法得到醫療協助的狀況下就死亡。這部片的調性其實很有感染力，讓我們看到醫療人員如何本著救世濟人跟他們的專業知識來工作。
選片委員陳俊蓉：這部片與我們現在這個新冠肺炎的處境相當雷同，包含疾病的污名化、病人及醫療團隊承受的壓力處境等等，雖然這次無法選入，但相信未來仍是有機會在台灣看到這部片。
主持人蔡雨辰：這次我們也和「Giloo紀實影音」合作線上影展，在醫療人權、國際移動、轉型正義這三個主題都各挑了三部。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我們官網搜尋。
2. 這個影展對你們而言有沒有背負什麼樣的責任？或者身為公民的責任或義務？而會不會看完電影後，觀眾對議題的共識或想像空間都不一樣，甚至極端化？對這個議題有什麼樣的想法？
選片委員陳俊蓉：如果可以有各種完全不一樣的意見就太好了。因為能看到衝突的各種面向，可以持續對話，是辦這個影展最重要的目的。昨天在整理這些選片的過程，就在手冊的序言裡看到一句話：「生為哪一種人我們無從選擇，但是我們能否選擇如何去對待他人。」這句話其實總結了我們辦這個影展的心意。
選片委員王君琦回答：在談抽象概念的時候，很虛無飄渺，但是透過這些影像、紀錄片、實驗片，可以有更深刻的連結。看完之後大家會不會有同樣的想法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抒發己見的同時，有沒有辦法尊重其他人的意見，在這當中找到彼此可能的共鳴。
我們現在常用多數暴力來批判民主，可是我們現在開始談「審議式民主」的概念，在這過程中傾聽不同的意見，慢慢產生共識。這樣我們共同前進的時候才不會犧牲其他聲音或是少數人的狀態。這次人權影展談的幾個主題，包含醫療人權、公民移動，都是這樣。
3. 有沒有特別推薦給青少年、高中生的影片
選片委員陳俊蓉：《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其實很適合。昨天有人問我人權影展的題目好像很艱澀又小眾，要怎麼樣突破同溫層？如果我想邀請朋友來關心這個題目要怎麼做？對於這個問題，我還是想回到「人」的身份，比如說親情的角度切入，像是《破境不重圓》、《秘密的滋味》、《掘愛傷痕》、《3cm》裡面都有親子、跨世代的元素。所以你會先因為親情被引起共鳴，接著才會發現原來人權就在你身邊。
選片委員王君琦：我則是推薦《破境不重圓》。就我粗淺的理解，許多新住民姐妹的小孩在國中階段會遇到一個困境，會遇到被區隔的情況，罷凌會特別在國中這個階段冒出來。而《破境不重圓》這部片內，只有哥哥跟弟弟一起在土耳其，弟弟他會有很多的問號，比如說為什麼我被排擠，有著許多疑惑跟挫折，爸媽又不在身邊，沒有人可以告訴他怎麼回事、沒有人可以保護他。
哥哥保護他的方式又比較血氣方剛。所以這部片子在這點上我覺得還滿適合國高中生看，或許能夠看到他的同學或是他自己。在教育現場，有些老師可能是出於好意，比如說講到泰國，會覺得「欸某某你媽媽是泰國人，要不要來講一下這個」。這也許不是歧視，但差異性確實因此被劃出來了。
我們在理解多元文化的時候到底應該如何讓多元文化的呈現不會是一種特別的殊異化，而如果被殊異化之後又要怎麼收尾。我覺得這部片是讓我去思考這些事情，所以我滿推薦《破境不重圓》。
講者介紹
●王君琦
電影研究學者，主要學術關懷圍繞性別政治及電影文化史。近年研究領域為台語片及紀錄影像的社會實踐。原為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自2019年8月起借調國家電影中心擔任執行長一職。
●陳俊蓉
曾任臺北金馬影展執委會影展部總監及電影製片。現為獨立策展人及童書譯者。希望能為推動電影教育及兒童人權貢獻心力。
●蔡雨辰
2020 臺灣國際人權影展 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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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臺灣國際人權影展
三大主題 #醫療人權 #國際移動 #轉型正義
▎臺灣國際人權影展講座報名 ➟ https://bit.ly/2Y4z9rh
▎索票辦法➟https://bit.ly/30KtnNz
⟡ 臺北影展｜9/4-6 @ 光點華山電影館
⟡ 高雄影展｜9/24-27 @ 高雄市電影館
⟡ 聚落串聯｜10/1-11/15 @ 全台跑透透
※影展觀影須知：額溫超過37.5度以上／未戴口罩／未填寫聯絡資料者，將婉拒入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