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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介珩 : 婆羅洲迷路記──《聽海湧》拍攝後記

在飛機降落婆羅洲之前,對這裡的印象多來自於書中,無論是張貴興的《野豬渡河》,還是華萊士的《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都給我一種關於赤道上最濕最熱的想像。這一趟,是來田野調查的,為了劇集《聽海湧》的製作,我和美術指導、攝影師,三人來到了北婆羅洲的古晉,以此處為中心,探尋二戰時期被日本政府派來擔任戰俘監視員的臺籍青年,是否有留下任何足跡?他們當時身處的那個深山林內的戰俘營,又是什麼樣子呢?

畢竟,在戰爭結束後,他們因為被指控「虐待俘虜」而被送上了國際法庭,成為戰犯,在那個法庭上,一邊是義正嚴詞的盟軍檢察官,一邊是早已無心保護他們的日本律師,在法庭上失語的他們,只能默默接受自己的命運。《聽海湧》是關於他們的故事。

天微亮,我們搭上了車,駛出了市區,駛入了山,進到 Kubah National Park,我們在管制站前下了車,出示了申請和入山許可,便正式開始我們的徒步旅程。

我們選了一條最深最遠的路徑,目的是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那裡有我們想要拍攝的各種婆羅洲特有種動物,在經過了一段水泥車道後,就開始朔溪而上,攀過海拔超過九百公尺的高點。我們三人扛著腳架和大攝影機、鏡頭、電池、錄音機以及一些繪測紀錄的必要工具,遇到一些我們覺得值得紀錄的,就會暫停前進,開始拍攝,並同時收錄環境或特定動物的聲音。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且新奇的。

走著走著,手機沒了訊號,太陽漸漸爬了起來,熱氣與濕氣從四面八方襲來,即使是高聳的龍腦香木也無法抵擋熱氣,我們持續向上,往野生動物保護區前進,步伐卻也越來越沉重了。在經過了幾處幾近乾涸的大池塘後,我們終於穿出叢林,來到了野生動物保護區。

結果卻令我們大失所望。

那是一個用水泥和鐵網搭建成的園區,在區域內幾乎不見原生態植被,只有人造的屋舍和動物遊具,可能是氣候,也可能是這樣的規劃,裡面的動物看起來並不是很有活力。我們只隔著鐵網拍了幾個鏡頭,就放棄了。不禁在想,這裡究竟是動物園呢?還是野生動物保護區?或許是我們自己在來之前抱著太自以為是的幻想了吧。

走出保護區,我們難免失落,只能自嘲說:沒關係啦!說不定我們走一走就遇到長鼻猴或侏儒象呢!也因為這樣,我們決定回程嘗試其他條路線,繞一點路去更高的地方看看。

沒想到地圖上短短的路徑,卻難走無比,不斷陡上陡下,對扛著器材的我們來說實在是吃力。沿途巨大的、各種形狀的蒲葵,從頂部不斷炸開、伸展的棕櫚樹,還有躲藏在沼澤中的水蛭,以及林間各種從未聽過的蟲鳴鳥叫,讓我們不斷停下,一來將這些珍貴的素材都收錄起來,二來也給自己一個休息的理由。

走著走著,我們都已經沒有力氣看時間了,終於在太陽漸漸落下時,抵達了一個制高點的開闊平台,從樹林間望出去,眼前的山下是一片巨大的平原,寬闊的河道蜿蜒其中,直到遠方的海岸線。正在欣賞這壯闊的景色時,手機突然響了,或許是這邊比較沒有遮蔽了吧,我一看是超過二十通未接來電,我接了起來,是管制站的人,急切地問我們在哪裡,是否迷路了,我說我們在回去的路上了。

我們趕緊下山,林子裡的光開始變弱,要更專注才能看清楚路徑,雖然知道路是對的,但還是難免想像如果天暗了,我們真的出得去嗎?也難免會想,八十年前在這個陌生叢林的戰俘營裡,那些來看管戰俘的臺灣年輕人們,是否也有過這樣的經歷呢?或者這就是他們的日常?

終於在太陽掉下去前回到了管制站,工作人員說他們一般不會管理遊客的進出時間,但我們是外國人,又真的進去太久了,接近十個小時,然後打電話都沒接,他們一度要派人上山找我們了。看到我們沒事,他們也就一個個騎上摩托車,下班回家了。

在山上做工結束的大哥好心幫我們打了電話,從市區叫了車,也先行離開了,我們三個坐在空無一人的管制站前,一句話也沒有說。一小時後,遠方一台老舊的車吃力地爬上坡,駛到我們面前,我們把器材收妥,跳上了車,車子慢慢開下山,駛入了那片大平原。司機把四面窗子打開,收音機裡播的是八、九○年代華語金曲,文章、黃安、譚詠麟、任賢齊……今天到底算有沒有收穫呢?計畫中要拍的沒拍到,還差點迷了路,渾身又髒又臭,鞋子襪子也早已濕透,沒有侏儒象更沒有長鼻猴,怎麼樣都算是狼狽吧!

收音機傳來了王菲的〈半途而廢〉。

外面飛蟲開始變多,我關起了窗,婆羅洲平原上的紅紫色餘暉映在窗面玻璃上。這次上山或許不如預期,但當時的我們才不會知道,《聽海湧》的製作之路才正要開始,數不清的各種困難與挑戰接踵而來,一次失望、一趟迷路、一次錯過都只是過程而已,只要沒有半途而廢,總能到終點的。

孫介珩
《聽海湧》導演。大學修歷史,研究所主修政治學,曾經坐在辦公室擔任研究助理,也曾經在海邊擔任海洋保育巡護員,最終選擇以影像說故事。作品曾入選臺北電影節、高雄電影節、金穗獎與法國里爾劇集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