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允恭上班時間利用辦公室與劈腿對象歡愛，因而辭去總統府發言人，政治人物與新聞記者之間的男歡女愛，以及政府機構喜愛雇用線上記者，也是經常逾越受訪者與訪問者利益衝突邊界卻遭受忽略的議題。儘管在公領域並非重大罪過，但是丁允恭的「渣男」形象已經坐實，從此難以在政界發光。
趙君朔因此敏銳地觀察到，台灣35-45歲中生代缺乏全國性公共意見領袖的事實，相較過去影響力深遠的楊國樞、李鴻禧、胡佛、張忠棟四大寇，台灣目前幾乎沒有足以相提並論的公共知識份子。與此相對的是，無論是加拿大的杜魯道、法國的馬克宏、香港的沈旭暉、 新加坡的Pritam Singh、 泰國的未來前進黨創黨人塔納通（Thanathorn Juangroongruangkit）以及中國的許知遠等人，台灣目前在此幾乎空白。眾人提到如張鐵志、吳怡農、陳柏惟、林昶佐、黃國昌與林飛帆等人，雖然各有一片天，但卻未足矣與昔日名滿天下的四大寇相提並論。
為什麼台灣全國公共意見領袖消失了？臉友們提出各種猜測：
🖤 William Yang注意到35歲正是聯考的最後一屆，猜測是否與世代有關，Weiyu Wang認為是選舉人年齡結構與媒體扭曲，加上軍公教利益龐大之故。不過如果觀察台灣幾個世代的言論，幾乎每一世代都有時不我予的感慨，也都在抱怨老人不交棒，每一世代都認為機會為前一、二世代壟斷。
🖤 黃彥穎認為台灣已經進入分眾時代，意見領袖不過是眾多管道之一，其實大家都在各自領域精彩；換句話說，公共意見領袖的消失，乃是公共領域消失的結果，沒有了三大報，固然百花爭鳴，但也消失了全國目光的焦點。Riddle Liu同樣認為因為發聲管道太多，所以同溫層意見領袖仍深具影響力，但已經難以出現跨越不同同溫層的意見領袖。而學界過於注重研究發表，也不利公共知識份子的出現。
🖤 Rita Ho認為台灣家庭的教養方式不利於產生公共意見領袖；Amber Lin則認為經濟環境崩壞，使得大家只能將心力投注於賺錢。這種說法固然有其道理，不過公共意見領袖乃秀異之士，為何連例外都消失仍是一個問題。
🖤 Roger Li直指核心，說過去的公共知識份子乃是在對抗威權政府的時代產物，而今台灣已經民主化，不易複製過去的模式。國民黨固然注重血統輩份，但民進黨也已經過度科層化，318又學運也不是每日有之，成為公共知識份子的管道遠比過去狹窄且罕見。但是這樣一來，我們又必須對於何以加拿大與法國都能出現杜魯道與馬克宏提出解釋。
不知諸君意見如何？有其他的解釋嗎？
原文出處 沈榮欽